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否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法律适用问题。S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对修改公司章程、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内容与公司法规定一致。我国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对于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的决议，并无明确规定，而S公司的章程对此也未作出特别约定。

从立法本意来说，只有对公司经营造成特别重大影响的事项才需要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一项虽属公司章程中载明的事项，但对法定代表人名称的变更在章程中体现出的仅是一种记载方面的修改，形式多于实质，且变更法定代表人时是否需修改章程是工商管理机关基于行政管理目的决定的，而公司内部治理中由谁担任法定代表人应由股东会决定，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就应认定有效。此外，从公司治理的效率原则出发，倘若对于公司章程制订时记载的诸多事项的修改、变更均需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则反而是大股东权利被小股东限制，若无特别约定，是有悖确立的资本多数决原则的。若更换法定代表人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那么只要张某、H公司不同意就永远无法更换法定代表人，这既不公平合理，也容易造成公司僵局。因此，公司股东会按照股东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所形成的决议，理应得到尊重。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只要股东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不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即可多数决。

本案中张某及H公司认为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就是对章程的修改，须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方为有效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无疑，认为公司章程中记载的所有事项的变更都属于修改公司章程，都需要经特别决议通过是对公司法进行了机械、僵化的理解。

那么，如何理解和适用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诚然，H公司与张某的观点错误在于把修改章程的条款和对章程载明的事项作出决议等同于一回事。其实不然，章程是公司的宪法，公司的所有事项在章程中都有规定，如果只是简单地把二者等同，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将公司的决议事项区分为特别决议和一般决议。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涉及公司章程条款修改的，才需要公司股东会作出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如不涉及章程条款修改，则无需认定为修改公司章程。因此，修改章程的条款和对章程载明事项作出决议不能等同。

为了更好的理解和区分公司修改章程条款和对章程载明事项作出决议两者之间的不同，我们可以将章程中记载的事项区分为描述性事项和效力性事项。顾名思义，描述性事项指单纯地进行事实确认，不对章程内容产生实质的效力性影响，如公司的名称和住所、法定代表人、董监经、财务人员等记载。这些事项不属于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范畴，不对公司经营产生效力性作用，均属于描述性记载事项。从公司治理效率和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立法本意角度来看，若仅涉及到对描述性事项的变更调整，则不属于对公司章程的修改，也无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换句话说，不仅是本案中所举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另外还包括公司的名称住所、董监经、财务人员姓名等在公司章程中均为描述性记载事项，当公司章程对这些事项并未作出特别约定时，对这些内容的变更调整不能认定为是对章程的修改，也就无须特别决议通过。

另外，从实际操作来看，若涉及到公司的经营范围、名称和住所等变更无须通过股东会决议，更无须修改公司章程，直接向工商主管部门申报即可。如根据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部门的意见，涉及营业地址的变更无须修改章程，注册地址的变更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管理事项，可由公司自行申报，无须凭借有效的股东会决议申报。

综上，通过将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笔者认为，一方面，从立法本意来说，只有对公司经营造成特别重大影响的事项才需要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法定代表人和董监经等的变更在章程中体现出的仅是一种事项记载方面的修改，形式大于实质，属于描述性记载事项的变更，无须采用特别决议方式；涉及公司住所变更甚至无须通过股东会决议。另一方面，从促进公司的治理效率来看，倘若对于公司章程制订时记载的所有事项的修改、变更均需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则容易造成公司僵局，不利于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

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情形，各地法院审理的案件裁判观点有所出入属于正常现象。

司法实践中，在公司章程未对法定代表人等描述性记载事项做出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也有部分法院对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无须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的观点持赞成态度，这也能为判断是否涉及公司章程的修改这一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2018）粤01民终11887号广州G公司和陈某的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中，广州中院认为，根据G公司章程的约定，股东会有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的权利，除特殊事项外，股东会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G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召开的股东会，5名股东全部到场，股东会作出免去陈某为执行董事、选举梁某为执行董事等内容的决议，经过了具有股权表决权60%的同意。股东会决议符合G公司章程的规定，为有效决议。G公司章程尾页有陈某等股东的签名，是体现公司设立时的状况，而公司章程确定的是有关规则，例如更换执行董事后自然就会产生更换法定代表人的后果，G公司、陈某将根据公司章程而产生变更的人员认为属于修改公司章程，从而主张变更法定代表人应适用经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无独有偶，在（2020）鲁03民终811号赵某与M公司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中，淄博中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M公司章程规定，选举新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不是法律规定的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决议，只要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可。

以上司法判例向我们展示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问题分析思路，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列案例虽仅举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例来阐述描述性记载事项的修改无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类似将记载在公司章程中的公司的名称和住所、董监经姓名等事项变更调整时，若公司章程无特别约定，都应当被认定为是对章程形式条款的调整，均无须经特别决议通过。

本文所举案例为公司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并非所有涉案股东会在做出变更公司章程事项的决议，由不足代表公司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时，均属于程序违法，应予撤销。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公司章程的约定和修改的事项综合考量，当股东会决议仅涉及对章程的描述性记载事项作出变更调整时，就无须适用特别决议情形，如此才更能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进而发挥公司治理的最大能动性，减少诉累及纠纷，达到公司治理的最优效果。